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和揭露，对未来美好社会进行了精心勾画和设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

第一，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莫尔提出，未来社会应实行财产公有，大家都热心于公事，“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都富裕”。康帕内拉提出，未来社会要实行绝对的公有制，没有阶级的区分，没有贫富的对立，由贫富对立而引起的一切恶习也都不再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和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将成为过去。梅叶提出，人人生而平等是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就是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的社会平等。欧文认为，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是阻碍社会改造的三大障碍和祸害，其中最主要的是私有制。私有制“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是隔阂、仇视、欺骗、敲诈、卖淫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也“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私有制的主张，但对私有制的弊端和罪恶同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第二，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合理分配。莫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一面穷困不堪，一面又奢侈无度”。欧文通过对资本主义企业赢利的计算，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巨量财富，大部分落人资本家的私囊，造成工人阶级日益贫困。欧文痛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是“知识与无知的结合，富贵与贫困的结合，奢侈与忍辱受苦的结合”。欧文认为，资产阶级政府是掠夺、暴虐和欺骗的集合体，它使用暴力和欺骗手段“掠夺和折磨生产阶级，并为他们制造低劣、有害和罪恶的条件”；它经常宣称“保证人民得到持久的福利”，实际上是空话。针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思想。圣西门提出，“要各按其能，各按其劳”。这已经隐约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设想。傅立叶提出，分配应该按劳动、资本、才能三方面进行，即“按比例分配”。欧文还提出了消灭货币和实行按需分配的思想。

第三，消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莫尔提出，未来社会产品直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需要，社会生产是按计划组织起来的，避免了盲目性。巴贝夫认为，未来社会的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利方面，而且还要扩大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生产所代替，整个社会“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的最严重的灾难”。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主要是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劳动。文明制度一方面拥有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生产仍然是分散的，这种矛盾必然引起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各企业主之间的激烈竞争，产生垄断。竞争又通过商业造成“经济生活周期地陷人混乱”，从而使经济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傅立叶形象地把经济危机叫作“多血症的危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用自然的、协作的、诚恳的、诱人的生产代替“虚伪的、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恶的生产”。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提出，未来社会生产应该是有计划地组织生产。

第四，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康帕内拉提出，未来社会要重视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发明创造，利用新的生产技术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效率，创造更为富裕的生活；要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应当成为光荣和受人尊重的事。梅叶提出，“流汗是道德之源，而劳动是光荣之本”，认为劳动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保证人们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也是锤炼人们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必要手段。摩莱里提出，劳动是幸福的事业，“同心协力使劳动变成了有趣和轻松的活动。圣西门提出，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一切人都应当劳动。他们还提出了未来社会要以自由劳动和协作为出发点，要取消雇佣劳动，把劳动和享受统一起来。傅立叶认为，在未来社会里，“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劳动是建立在协作制度前提下的。劳动应恢复它本身的面貌，大家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变成一种享受。欧文提出，社会生活要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消灭三者之间的差别；实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第五，主张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直至最后消亡。在未来社会的国体和政体、国家职能、民主和法制等问题上，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莫尔设想，未来社会应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选举产生首领，不允许专制独裁；法律条文少而明确，解释简单；信仰自由，免费医疗，人们把快乐当作追求的目标。康帕内拉提出，理想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是按照民主原则和“贤人政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圣西门认为，未来社会的政治将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对人的管理将代之以对物的管理。傅立叶辛辣地嘲笑了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永存的观点。他指出，在历史上，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不过是痛苦多难的一些荆棘丛生的小道，不过是上升到更完美的社会制度的阶段而已。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处于文明制度的衰落阶段，把衰落的东西看成永恒的东西，是很可笑的。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傅立叶“熟练地掌据了辩证法”，“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  

第六，倡导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欧文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婚姻制度，根本不是以两性纯洁的爱情为基础，而是以私有财产和宗教信仰为基础，许多极为离奇的结合，是以图谋财产为目的的。通奸和卖淫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制度给家庭特别是给妇女和儿童带来无穷的灾难。欧文提出，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实行自由的婚姻制度；将人口的生产与节制结合起来，以防止人口过剩。傅立叶认为，妇女问题的性质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是一种使妇女受压迫、受苦难的制度，婚姻之中并无爱情。而在和谐制度下，男女平等，婚姻完全建立在两性相互爱慕的基础上，两性结合或离异都是完全自由的。对傅立叶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恩格斯评价道：“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空想社会主义是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是早期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重要启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成就。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古代的炼金术士一样。恩格斯也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三次引用莫尔在《乌托邦》中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空想社会主义者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品格令人敬佩。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大多家境优渥，有的当过高官，有的才华横溢，有的富甲一方，但他们对无产阶级抱着深切同情，关心他们遭受的重重苦难，对资产阶级的贪婪、无情和罪恶无比痛恨。他们放弃高官厚禄和锦衣玉食，甘于清贫，想救民于水火之中；有的不怕杀头坐牢，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义无反顾地投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说过：“一个革命家的天职，就是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句话可以概括布朗基坎坷不平的一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先后参加过法国的三次革命，两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一生在监狱中度过了37个春秋，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1880年11月，75岁高龄且满身伤病的布朗基创办了一份报纸，名称叫作《不要上帝也不要老爷》。两个月后布朗基中风去世，法国有10多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巴黎工人自发筹集资金为他铸造铜像。尽管在朗基依靠少数人搞密谋暴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但是他英勇壮烈的义举、不屈不挠的精神赢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称赞他为“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

空想社会主义为人类思想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受时代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阶段的局限，存在着许多片面性和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主张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支配世界和天才论的唯心史观出发，认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障碍，是理性的迷误和没有出现解除这种迷误的天才人物。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决定其经济状况，而政治制度、法律的好与坏，又决定于人的理性，只有进行完善的道德教育，改善人们的理性，才能产生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才能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正是由于他们所依据的是人类理性和正义等抽象原则，因而更倾向于从道德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并以此来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所以，不可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本主义的本质。

第二，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圣西门不仅主张在资本家和封建贵族之间实行阶级合作，而且主张在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实行阶级合作。欧文认为，对于人性的正确认识，将消除人间的一切仇恨和愤怒，并为新的社会制度铺平道路，所以，尽管工人对资本家的愤怒是有理由的，但把“人间地狱”变成“地上天堂”，不能靠愤怒，不能靠阶级斗争，而只能靠宣传、示范，靠争取舆论。对于欧文及其门徒的这种软弱和偏见，恩格斯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欧文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

第三，没有找到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真正力量和正确途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普遍同情无产阶级，但实际上认为，无产阶级只是受苦受难的群体，是需要同情和怜悯的阶级，看不到无产阶级的真正力量。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是需要天才人物解救的受害者，而不是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主体力量。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祈求统治者发善心，解救苦难的无产阶级。圣西门和傅立叶曾多次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希望皇帝接受他们的变革计划。傅立叶一直幻想用和平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希望得到有钱人和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他每天中午12点在家接见答应出资建设和谐制度的人。但是，直到临终他也没有等到一位这样的有钱人。欧文还力图说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希望女王理解他的原则和方案是合乎理性的，接受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但始终没有下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呼吁和祈求所得到的是无情的嘲弄，那些贵族和财主甚至把他们看成疯子。至于他们所做的许多试验，也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

 （节选自《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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